最先荒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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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6月5日，在“纪念毛泽东《讲话》25周年讨论会”上，郭沫若致闭幕词，题为《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》。随后，郭仍感意犹未尽，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《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》：“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，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。”

“文革”前夕。毛泽东请章士钊、程潜、金岳霖等湖南同乡吃了一顿饭。在谈话中提到苏联，章说：“西邻责言勿理也。”金听后愣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
有一天金岳霖到陈寅恪家，遇有一个学生来找陈，问一个材料。陈说：“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，翻到某一页，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，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，你把它抄下，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。”金听后大为倾倒，说：“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。”

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：“东荪太爱变了，并且变动得很快。”

李慎之说：“季（羡林）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，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（今称爱国主义者），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，甚至称之为‘学术大师’。季本人固然好名，倒也无大害，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，实在是中国的耻辱。”

某年，钱理群当选为“十佳教师”，不久，收到一个学生的信，信中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选您呢？是因为我们觉得您很可爱。”钱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，“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作为‘代表’，一作为‘代表’他就完了，我代表不了任何人，我就是钱理群，说我可爱我就很满意了，我在一篇文章里开玩笑说：如果我死了，就在我的墓碑上写上：这是个可爱的人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低的评价。”

毛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，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，一是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1956年4月25日，胡风事件刚过，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《论十大关系》报告，谈到“顶级反革命分子”时说：“什么样的人不杀呢？胡风、潘汉年、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，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、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5卷第282页）

1945年10月8日，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的，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，但交情难说深厚。在欢送的人群中，虽然胡风“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，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”。（《胡风自传》）

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，毛泽东说：“不是反革命作家，至少不是革命作家。”

受“胡风案”牵连而被捕的教授、专家、学者无数，但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：胡风本人被判有期徒刑14年（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，收监关押）；阿垅被判12年；贾植芳被判12年。

1955年5月25日，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大会，翻译家、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：“胡风不是政治问题，是认识问题，不能说是反……”，话未容说完，就被扯下了台。

钱锺书看到刚公布的“胡风案”第二批材料后说：“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，他与周扬有矛盾，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。”

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中，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。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说：“这事我们不能管。”

1964年2月13日，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：“现在的考试，用对付敌人的办法，搞突然袭击，出一些怪题、偏题，整学生。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，我不赞成，要完全改变。”“考试可以交头接耳，无非自己不懂，问了别人懂了。懂了就有收获，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？人家做了，我抄一遍也好。”

毛泽东论孔：“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，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、大学，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，大约是个吹鼓手。人家死了人，他去吹吹打打。他会弹琴、射箭、架车子，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。开头作过小官，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。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，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。他后来办私塾，反对学生从事劳动。”

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：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，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”毛在回函中说：“不必急于求效，可以慢慢地改，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”

冯友兰、汤一介、周一良、魏建功是“梁效”最初的骨干成员，以后又补充进林庚等人。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，“梁效”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，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，当时社会上流传：“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‘梁效’。”

光未然《黄河大合唱》原稿是“风在吼，驴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据说当年马匹都入伍打仗去了，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。贺敬之看了初稿之后，认为“驴的形象稍逊雅观”，建议将“驴在叫”改为“马在叫”。

在台湾“美丽岛事件”（台湾民主进程的标志性运动）中，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，可是蒋经国传话，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，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，“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”。

范曾与黄永玉积怨颇深。某次，范与友人在北京饭店吃饭，碰巧邻桌就是黄永玉、黄永厚、梅溪三人。酒席间，忽然黄永玉大喊：“我今天要打一个人！”但被同桌黄永厚挡住去路。范曾后来说：“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，何待用啤酒瓶，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、二散拳，足以使其跪地求饶。”

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，毛致电林彪等人：“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，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，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，汽车八十余辆，坦克五辆，炮三门，炮弹三千发，请酌定见告，以为统一。”

杨尚昆曾说过：“对学部委员名单……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；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，不能凭资格和地位，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，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。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做院士。”（《杨尚昆日记》上册）

吴祖光在“鸣放”时说：“对于文艺工作者的‘领导’又有什么必要呢？谁能告诉我，谁领导李白、杜甫、关汉卿、曹雪芹、鲁迅？谁领导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贝多芬和莫里哀？……”旋即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。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，也被定为“右派”。

弟子们编的《季羡林文集。前言》初稿有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国宝级学者”、“北大惟一终身教授”等一堆字眼，季老看后要求删去，并说：“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，我算什么大师？我生得晚，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，不过是个杂家，一个杂牌军而已，不过生的晚些，活的时间长些罢了。是学者，是教授不假，但不要提‘惟一的’，文科是惟一的，还有理科呢？现在是惟一的，还有将来呢？我写的那些东西，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，小品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，哪里称得上什么‘家’？外人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，你们是我的学生，应该是了解的。这不是谦虚，是实事求是。”

1943年，战事深入内地，西南联大外文系几成战地服务团。吴宓1944年1月9日日记云：“宓阅《扫荡报》副刊，联大某生撰文，（联大女生）多与美兵狎近，每次价美金二十元，名曰‘国际路线’。因之，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。是外语系乃妓女养成所矣。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！”

吴宓一生日记不断，足有几百万字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吴担心自己的日记不安全，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里，随后找来一张纸，习惯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，包括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。不久，吴宓果被抄家，造反派按图索骥，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回。吴宓在“牛棚”闻知此事，痛悔不已，连连顿足：“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！”

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，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。在“文革”初起时，学生要斗争陈寅恪，刘节拦住，大呼：“我是他的学生，他身上有的毒，我身上都有，斗我就行了！ 千万别斗他！”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，到广州看望老师时，每天与老师晤谈，笔录。有一天，蒋天枢去，陈氏忘记让坐，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，不敢坐，而陈氏目盲，竟不知。

《吴宓日记》出版前，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。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，请其将此信“附入日记中”。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，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。他在序里说，“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，罪不可逭，真当焚笔砚矣”。他还说，将此文附入书里，“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，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！”

1957年5月19日，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，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，他说：“大字报是个好东西，我看要传下去。孔夫子的《论语》传下来了，‘五经’、‘十三经’传下来了，‘二十四史’都传下来了。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？我看一定要传下去。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？我看用大字报好，越多越好。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。”

听完1966年10月3日广播《红旗》社论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之后，周恩来大为不解。他对王力说：“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、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，怎么用了‘资产阶级’，还‘反动’呢？我要去问主席。”